我们不知道《蒙书》作者依据什么特殊资源,可以做出吴门画派早期“以表现青绿山水、高山大川为主”的结论。姑且不论艺术史实,但就“艺术源于生活”这个艺术常理而言,以苏州为核心、以太湖周边为主要活动范围的早期吴门画家(以“明四家”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为代表),怎么可能撇开秀丽舒逸的太湖山水,转而以表现遥远隔膜的“高山大川”为主?“青绿山水”是中国画专业术语,指的不是题材,而是绘画类型。称“表现青绿山水”,只能说明《蒙书》作者分不清作为绘画题材的“青山绿水”和作为绘画类型的“青绿山水”。
至于《蒙书》称沈周《沧州趣图》(图6)“就是这样一幅山水画长卷”,不知所谓“这样”,是指前半句中的“表现青绿山水、高山大川为主”,还是指后半句中的“取景平远幽深、山势起伏绵亘”。然而,无论“高山大川”还是“起伏绵亘”,都说不到《沧州趣图》的画面上。这幅画纵30.1厘米,横400.2厘米,不仅没有“高山大川”,而且也非“起伏绵亘”;尽管水岸山石的描绘有北方山水画的尖峻棱角,但画面景色的主体是秀润舒逸的湖光山色。《沧州趣图》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,其官网描绘此画说:“画面作平远布局,主要撷取江南水乡的景致,山丘逶迤,水面浩渺,坡岸伸展,杂树成林,一派南方山川秀丽风光。”这个描述符合此画的基本面貌。
沈周平生没有到过河北沧州。他在《沧州趣图》画后题跋道:“以水墨求山水,形似董巨尚矣。董巨于山水,若仓扁之用药,盖得其性而后求其形,则无不易矣。”{11}董源和巨然是五代画师,两人为师徒,是南派山水画的筑基者,史称“董巨”。董巨绘画特点是滋养于江南景色的秀润笔致,但两相比较,董源画意平淡悠逸,巨然画意苍郁浑厚。沈周学董巨,“得其性而后求其形”,简单讲,就是借董巨笔法表现他胸中的山水意趣。以沧州之名,而绘写胸中的江南意趣,所以画题为“沧州趣图”,而非“沧州景图”。《蒙书》称《沧州趣图》为“高山大川”“气势恢弘”的画作,实在是南辕北辙的妄断。
《蒙书》作者还宣称:“《蒙古山水地图》的绘画艺术水平十分高超,其绘画手法是明代中期盛行一时的青绿山水画法。”(12)《蒙图》的“绘画艺术”究竟“十分高超”在哪里呢?遍查《蒙书》,作者只是反反复复告诉我们这几句话:其一,《蒙图》颇具吴门画派艺术风格,大概出自吴门画师之手(第83页)——数年后则推测“就是谢时臣”;其二,《蒙图》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无名氏《渔庄秋色图》和沈周《落花图》的“构图和绘画技法非常相似”(第81页);其三,《蒙图》卷首的“嘉峪关图”与吴门画家仇英《归汾图》“更为相似”,两画的作者“显然根据了同一粉本”(第82页);其四,《蒙图》,归根到底,“以表现青绿山水、高山大川为主;气势恢弘,尺幅巨大”,而且与沈周的《沧州趣图》一样“风格”(第34页)。
依《蒙书》宣称,《蒙图》俨然是吴门绘画艺术的荟萃。然而,只要完整观看《蒙图》,略通中国画的观众就明白,《蒙图》不过是一幅长卷(青绿)山水地图,而绝非长卷(青绿)山水画。
具体讲,《蒙图》的绘制,有三个完全不同于“山水画”的特征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