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“详细描绘了从嘉峪关至鲁迷城(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)的西域山川、物产、城镇和民族，堪称‘16世纪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地图’”。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)刊行的《陕西通志》辑录了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及其文字说明《西域土地人物略》。据西域史研究专家李之勤等考证，早在马理等人编纂《陕西通志》之前，这两个文献已经存在。也就是说，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和《西域土地人物略》的绘制和撰写早于1542年，至于后者的撰写时间，上限更可推到宣德十年(1435)或成化十年(1474)。
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(卷首嘉峪关段，卷中撒马儿罕城段，卷尾鲁迷城段)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的现存版本，除了《陕西通志》嘉靖二十一年辑录的刻本外，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、收录在《甘肃镇战守图略》图册中的明彩绘本，而且也附录了《西域土地人物略》。据《蒙书》介绍，台湾学者芦雪燕考证，这个《战守图略》图册编制于1544—1566年间(第59页)。综合诸家之论，可以说，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的嘉靖刻本与明彩绘本，虽然均略有脱、讹，但在整体上是高度一致的，当源于共同的母本地图(具体两图的先后顺序，诸家所说不一)。两图附录的文本《西域土地人物略》，关系也如是。
《蒙书》在未对《蒙图》绘制年代做切实考证的前提下，就断然宣称《蒙图》是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嘉靖刻本和明彩绘本共同的“母本”：
我们认为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源于《蒙古山水地图》，证据有二：第一、《蒙古山水地图》中的某些城镇只画图像而无名称，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补充了这些名称，所画城镇亦多于《蒙古山水地图》，而多出部分显然是刊入刻本时增补的。第二、《蒙古山水地图》无人物和动物，而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却补刻了人物和动物。(第53页)
《蒙书》用以论证《蒙图》为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母本的两个“证据”，归结起来就是一个“证据”：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对《蒙图》作了图绘题材和内容的“补充”。然而，这个以“补充”为论据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。理由有二：其一，在甲与乙之间，“补充”关系要成立，首先要证明或确认甲与乙具有事实相关性，即甲与乙之间存在作为补充主体与对象的事实前提;其二，在历史传承中，内容的多寡并不是确定母本与摹本身份关系的条件。从母本到摹本，既可能存在摹本补充、完善母本的情况，也可能出现摹本简化、缺损和错讹摹抄母本的情况。
在以“补充”作证据论证“《蒙图》是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母本”的时候，《蒙书》完全无视《蒙图》与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的三个基本差别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