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,《蒙图》全卷东端嘉峪关,尽管画艺不高,但就绘制者用功着力而言,可说是近乎工笔的“山水画”。关城的城墙和楼阁,是使用界尺画出的细致的工笔画,这在全图中是绝无仅有的;合夹关城的双峰,是全卷中最大的山体,而且也最显雄峻、苍郁之势。作为全卷东端起点之景,三面环山,嘉峪关无疑是全卷分量最大的“重头戏”。同样,在《蒙图》全卷西端,在东北天方国与西南戎地面两城对角线相夹中,横断图面的海域,在戎地面上方由东向西延伸,弥漫了西端。这片海域也是用工笔细致描绘的,尽管是图示化的绘法,但配合深沉的墨绿,形成了浩瀚恐怖的气势,给人以“路到尽头”似的终结感。除了“浓墨重彩”“精工细画”外,东端的嘉峪关与西端的无名海分别约占30米长画卷的4.3%(1.3米)和5.3%(1.6米)。《蒙图》东西两端图像的特殊画法和特别分量,均明确标志了它们分别作为卷首和卷尾的意义。在确凿的图像事实面前,有什么理由因为“首尾整齐”而断定“被人剪切四分之一”?
在《蒙图》西端,当我们把望断天涯的目光回转到这片海域的东北角的时候,会看见紧顶图卷上边绘制的体量巨大(相比图卷中其他城池)的天方国,以雄视天下的姿态出现于眼前。天方国是全卷中唯一顶格绘制的城池,城池内楼宇俨然,下方城门半掩。相对于嘉峪关重门紧闭,其他城镇普遍门洞大开,天方国半掩的城门是否意味着神圣的选择与召唤呢?
历史学者冯天瑜说:
(2018年)春晚介绍的地图是明中叶穆斯林到麦加朝觐的路线图,原名讲往天方的线路,清民之际改为《蒙古山水地图》,该名含义大体准确:明代接承元蒙概念,蒙古泛指诸蒙古汗国各地(中亚、西亚、东欧)。而今将地图名冠以“丝路”是不通之论——将后名强加到前图之上,且该图与丝绸之路贸易无关。今改成此不通之名,大失学术规范,不可取也!
然而,尽管《蒙图》图面呈现了众多穆斯林文化标志(特别是其中对城池的绘制模式和方位指向),我们不能据此就认同该图“是明中叶穆斯林到麦加朝觐的路线图”之说。
根据前面分析,我们可以明确否定《蒙书》作者凭空臆断的“《蒙古山水地图》则生动反映了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”之说(第286页)。但是,甄别和鉴定《蒙图》作为“国宝”的真伪及其绘制意图和使用功能,有待于史学和文物研究专家科学、严谨的专业研究。
质疑四:艺术价值
《蒙书》称:“从艺术手法看,这幅山水地图(即《蒙图》——引者注)颇受明中期苏州吴门画派早期艺术影响,以表现青绿山水、高山大川为主;气势恢弘,尺幅巨大。吴门画派开山鼻祖沈周所绘《沧州趣图》,就是这样一幅山水画长卷,取景平远幽深、山势起伏绵亘。”(第34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