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首尾整齐”自然是“经过剪裁”的效果。然而，中国古画岂有装裱不经“裁切”的“传世之作”?而且，如果依《蒙书》作者书里书外一再宣称《蒙图》是明朝内府所用之物，是“嘉靖皇帝手边各种地图”之一，画师绘制之后，岂有不“剪裁整齐”和“重新装裱”之理?因之，《蒙书》所持《蒙图》“被人裁切”依据之一，实属无理之谈。
再者，《蒙书》作者以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嘉靖刻本的“发现”做《蒙图》“被裁切四分之一”的依据，其逻辑不仅建立在一个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的虚假前提上：《蒙图》是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的母本。而且，即使这个“母子关系”成立，也不能以后者的长度来反证前者的长度。道理很简单：天下恐怕再无理的逻辑，也不会设定母亲必须与儿子高度相等。因此，《蒙书》作者以其自定“摹本”的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多余部分，论证(“揭谜”)其自定“母本”的《蒙图》“四分之一被人裁切”，其逻辑的荒谬已破了常识的底线，遑论学术水准的丧失了。
然而，《蒙书》作者积八年之功的“学术研究”目标，绝不止于将所谓“气势恢弘，原图应长四十米”的《蒙图》定位为“绝非寻常百姓家所用地图，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，原系明王朝内府藏图”(第78页);而是要在当今语境下，将这件“王朝内府”藏品定位为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“伟大时代的产物”。《蒙书》对《蒙图》的最终定位是：
如果说《郑和航海图》表现的是明帝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，《蒙古山水地图》则反映明帝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。气势恢弘的《蒙古山水地图》产生于明代中叶，正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产物。(第190页)
因此，《蒙书》作者不仅毫无依据地要为《蒙图》争取“应有的四十米长度”，而且同样毫无依据地坚持其所谓“被剪裁的四分之一”，系从天方(麦加)到鲁迷(伊斯坦布尔)的地段。
《蒙书》在臆断《蒙图》“被人裁切四分之一”的时候，根本不正视《蒙图》的图面状态。在《蒙图》实有的30米长卷中，除去东西两端，图中地标是以非常简略的方式绘制的：如果说山体虽然粗略，但不失为山水画的画法，而城池则普遍以标准化的倒梯形图样绘制。这意味着，《蒙图》两端之间的主体内容，是服务于地图绘制的图示性图像，而非真正山水画的艺术图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