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丝路山水地图》(上，卷首嘉峪关段;中，卷中撒马儿罕城段;下，卷尾无名海段)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对于《蒙书》将《蒙图》绘制年代上限定在嘉靖三年，历史学者张晓东批评说：“若以图中自嘉峪关始，就断定绘图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，似有不妥。嘉峪关自洪武五年(1372)始建，即被明朝视为华夷分界之地。”由此可见，《蒙书》的“《蒙图》上限嘉靖三年”之说是站不住脚的。至于《蒙书》将《蒙图》绘制年代下限定为嘉靖十八年，《蒙书》的依据不仅包含有张文所指出的史实错误(“永兴后墩”建造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，《蒙书》误作建于嘉靖十八年)，而且持用的是完全不成立的逻辑：地图绘制不能遗漏已有的史迹。其实，在其后面的论述中，《蒙书》又自我违背，将“史迹遗漏”作为指认《蒙图》是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“母本”时的首要依据。
《蒙书》正文凡287页。对于《蒙图》鉴定中最重要的年代断定，仅用了不过60字的“推断”，所依据的“史实”不仅逻辑不成立，而且年份混乱。这种“简单粗暴”的“学术论断”，于普通学术逻辑都不通，更何谈史学考据立论的严谨和求是?
《蒙书》宣称：“《蒙古山水地图》长达三十点一五米，如果加上剪裁掉的四分之一，原图应长达四十米。如此气势恢弘的地图，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。”(第63页)姑且不论“《蒙古山水地图》被裁切四分之一”，“原图应长达四十米”是缺乏依据的莫须有之说;即使《蒙图》真有“四十米长”，作为一名史学教授，《蒙书》作者由此就宣称“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”，也是缺失学术水准之论，彰显的只是比“皇帝新衣”更胜的霸道逻辑。更有甚者，《蒙书》作者仅因为见到有文献记载嘉靖年间谢时臣曾被“杭州三司请去作画，酬以重价”，即推测“他(谢时臣)就是去协助宫廷画师绘制《蒙古山水地图》”。这样任性做想象推定，已经是以今日玄幻小说写手的笔法在做学术文章，而远非“霸道逻辑”可论了。
在作为学术基石的《蒙书》中，在作者“神授”与《蒙图》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“应有”“就是”和“必为”等断语萦绕下，《蒙图》的出处仍然是“有待发现”的历史谜团。我们将在后文逐步拨开《蒙书》萦绕在《蒙图》上的臆断、穿越和“逻辑霸道”。
质疑二：地理发现
《蒙书》为何武断地将《蒙图》绘制下限定在嘉靖十八年?作者的意图不好揣测。但是，要在历史传承中确定《蒙图》的史学价值(“伟大地理发现”)，必须解决此图与久为史学界周知的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(图2)之间的历史传序。这是《蒙书》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