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蒙书》在指出《蒙图》对望星楼“南北易位”错误的同时，也指出“这个错误”表明《蒙图》受到古代穆斯林地图绘制方法的影响——在古代穆斯林地图中，对东南西北的定位与中国地图正好南—北、东—西相反。《蒙书》还指出，“为了到麦加朝觐的需要，中东穆斯林绘制了许多‘名为《道里记》的引导手册’”(第83页)。鉴于普遍存在城镇南北易位和城池图案的逆向透视，应当承认《蒙图》表现了因循穆斯林图绘原则的意识，“南北易位”不仅不是它的错误，而是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。换言之，在一定意义上，《蒙图》是“穆斯林《道里记》地图”体制下的产物。相对而言，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则基本延续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体系。
《蒙书》无视《蒙图》与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的基本区别，将两者扭绑在一起，并且以前者为后者的母本，已足以令人侧目。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《蒙书》在凭空指称《蒙图》的“伟大地理发现”之后，在全书287页的总篇幅中，又竟然以22页(第94—115页)的篇幅对《西域土地人物略》作全文校勘。通读全书可知，第五章“《西域土地人物略》校勘记”是《蒙书》真正介绍“明代丝绸之路地理大发现”的一章。然而，这一章与《蒙图》的“发现”并无实质关系，其真正价值只是印证并阐发了李之勤的论断：《西域土地人物略》“记述的范围极广”，“记述内容可信甚高”，“提供了反映西域与明朝中原地区亲密联系的重要资料”，是西域史学文献中“极为重要的一种”。席会东将《蒙图》定为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的一个子本，并且指出：“如非后人仿古伪造，此图(即《蒙图》——引者注)应该是明朝中原画师根据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传的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简化、改绘而成的，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，而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要远低于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的其他版本。”
《蒙书》在第六章“地理简释”中又加配卫星地图、杂糅其他材料，以82页的篇幅(第116—197页)将第五章的基本内容换个说法做“简释”。就此，被《蒙书》指认为“母本”的《蒙图》意义何在?它怎么可能是“母本”?这两个问题应该无须回答了。
质疑三：被人裁切
无论是《蒙书》，还是其后至今关于《蒙图》的官方宣传，都坚持《蒙图》“被人裁切”的说法，其代表性表述如下：
从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的相关记载来看，保存到今天的这幅《蒙古山水地图》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，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(沙特阿拉伯的麦加)，共211个西域地名;其余四分之一被人裁切，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(时为奥斯曼帝国首都，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)，原图长度当在40米左右。
《蒙书》断定《蒙图》“被人裁切”的依据何在?遍查全书及官方宣传资料，知其依据有二：其一，“这幅地图的右下脚(角)磨损严重，首尾相当整齐，显然经过剪裁，重新装裱过”(第22页);其二，“嘉靖刻本的发现终于揭开这个谜，《蒙古山水地图》显然被人剪裁为两半”(第80页)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