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一，相比于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，《蒙图》缺少四分之一里程——从天方国(今沙特麦加)至鲁迷城(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)的地图;不仅差异百十个地标，而且缺少对当地风物和民众的绘注。针对《蒙图》中实质性内容的差异和缺失，要将它确定为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的“母本”，绝不是以“后者对前者的补充”这样的臆断所能说得通的。
其二，在历史传序中，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有与其图绘内容高度一致并且互为补充的解说文本《西域土地人物略》匹配。文、图相配，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不仅表明自己具有独立于《蒙图》的绘制来源，而且成为迄今为止可见的最高程度展现元明时期丝绸之路地域风貌、丰富揭示中国内陆与西域交流情况的历史地理学文献。这是虽然长达三十米但仅具有图示性的山水、城池地标的《蒙图》远不可比拟的。
其三，《蒙图》与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最重要的差别，是两图中普遍城镇位置南北易位。历史上著名的兀鲁伯天文台(望星楼/望日楼)建在撒马儿罕城(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州首府)之北。《蒙书》指出：“由于不明图向，《蒙古山水地图》的作者画错了‘望星楼’的方位。这个错误在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中得以订正。”(第83页)然而，在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中，城镇方位的“南北易位”绝不只是“错绘望星楼方位”这一个“错误”，而是普遍存在的。至关重要的是，《西域土地人物图》对城镇地标的南北定位，普遍与《蒙图》对城镇的南北定位相反。两图之间普遍存在“城镇南北易位”，不可能是出于“错误”，而只能是由于两图沿袭不同的地图绘制体系。
《五台山图》，敦煌莫高窟第61窟(五代)
中国山水地图均采取鸟瞰图的绘制法。鸟瞰图是以高视点透视法绘制地面景物，景物产生沿视线方向的透视缩小——呈现近大远小图样。举两例：其一，在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现存有五代绘制的《五台山图》(图3)。在这幅山水地图的中心部分，以自万菩萨楼、经大圣文殊真身殿至中台之顶一线为中轴线，线上建筑构成了以中轴线顶端为心点的金字塔构图，其两侧建筑绘制则采用独立心点的平行透视，并且向中轴线略作左右倾斜。其二，王翚等绘清宫廷画作、巨幅青绿山水长卷《康熙南巡图卷》(图4)。该图分十二卷，每卷纵67.8厘米、横1400厘米至2600厘米不等。各卷取平远布局，以次第平移的散点透视，用工笔写实的笔法，将1689年康熙南巡沿途的风景名胜和市井风貌，逐一展现在幽远辽阔的画境中。在城池和房舍绘制中，这两图都基本遵循了“近大远小”的绘图原则。但是，相对于透视法绘制，中国山水地图，尤其是明代青绿山水地图更普遍采用正射投影的抽象图样绘制城池，或直接以四方形和圆形等几何符号加名称作标志。例如，洪武二十二年的《大明混一图》、正德七年至八年的《杨子器跋舆地图》和嘉靖末年的《九边图》(摹1534年许论绘本)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