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仅如此,还抓典型代表,将一些爱国学者志士的文章用国家意志手段进行扭曲,并且流传于世,达到让广大学子百姓愚昧麻木的结果。比如将志士吕留良所著的《四书讲义》等作品一条条摘驳,装订成书并刊印颁发各地学官,规定学子必须观看,达到震慑学者、歪曲学子三观、愚昧百姓的目的。
这一措施造成清朝所有文档档案的真实性和参考价值都被质疑,严重影响了明清朝所有文件资料档案汇编的可靠性,这也是为什么《明史》与《四库全书》倍受质疑的最重要也是最主要原因。
文学价值高,史学价值无法确定的明史
总结
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,然而来到中国,他们却发现生活在清朝的中国人: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,也普遍缺乏自尊心,自私、冷漠、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。”
英国人通过分析,认为这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国清朝统治者,满洲皇帝精心塑造的结果:“就现政权(清朝)而言,有充足的证据表明,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,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。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,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。”
而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清朝的结论是:“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,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。...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,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,没有前进,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;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,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。”
乾隆帝接见副使斯当东小儿子
而这就是中国清朝时期特别是乾隆时期整个社会的真实写照。
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也曾说过:“自汉晋以来三千年,私家史料之缺乏,未有甚于清者,盖缘康雍乾间文网太密,史狱屡起,禁书及违碍之书什九属史部,学者咸有戒心。”
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是好事,但是当与“文字狱”扯上关系的时候,那就是大灾难。
这时候的华夏大地,学者们都生活的及其小心,不敢有自由思想,不敢突破传统,也不会去搞创新,学者已经丧失了学者精神,整个社会就是一潭死水。
清朝晚期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愚昧无知,很大程度上也要归结于清朝那人人为之战栗、为之恐惧的“文字狱”,即便清朝自嘉庆以后再也没有大的“文字狱”,但中国人的脊梁已经被打断。
直到中国进入近代社会,经过魏源、徐继畲、王韬、谭嗣同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严复、邹容、陈天华、孙中山、陈独秀、鲁迅等几代思想家、启蒙家的呐喊与奋斗,中国人民才算真正的重新铸就了新的脊梁,中国人才重新站起来了,屹立在东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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