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国学文化】儒商文化的当代意义

　　第四，弘扬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。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。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财富，是最深厚的生存根基，也是民族振兴的基础。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，中国人的价值和方法论是以“仁”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。从康有为借孔改制、实行维新变法开始，到上个世纪新儒家学说的兴起，历代儒家学者抱定“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理想，孜孜探索儒家文化的复兴之路。贺麟作为新儒家理论的代表，他认为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要有道德观念的现代化，而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就是儒学、礼教的现代化改造和新生，有必要培养更多有学问、修养的“儒工”、“儒商”，使之成社会的柱石。杨子彬教授则在《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》中明确提出：“复兴儒学、振兴中华要走子贡亦商亦政、既富且仁的道路。具体地说，就是联合学者、政治家和儒商，做集体的子贡。”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章建刚在《儒家伦理、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》中提出了儒学发展的三条道路说。第一条是政治化的儒学即礼教，儒学只是一种过分夸张的家族伦理，否认平等的权利、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公正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所“打倒”的正是这样一种礼教。第二条是道德化的儒学，强调加强个人修养、回到道德之心的自觉行为，有其积极的意义，但是它否认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，无法满足今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需要，使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，难以真正促成儒学的复兴。第三条道路即经济伦理化的儒学，是使个人道德修养与经济秩序、法制建设结合在一起的儒学。章建刚极力呼吁：“不要以为道德是在市场之外的，要看到市场内在的伦理学。如果有了这样的儒学，传统的儒学就可能对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，才有可能在普遍接受、普遍共识的意义上达到复兴”。我认为，儒学的第三条道路，即“经济伦理化的儒学”“市场内在的伦理”就是“儒”与“商”的有机结合，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儒商文化。儒商文化将担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振儒家文化、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。
　　第五，儒商文化是凝聚海内外华商、儒商的“磁石”。据资料显示，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达5500多万人，包括香港、台湾在内的华人资产高达2万亿美元。可以说，绝大多数海外华商、儒商都有一颗“中国心”，从康梁的改良运动、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、抗日战争再到改革开放，都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的鼎力支持。儒商文化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，也是海内外华商、儒商恪守的经商做人之本，他们或心系桑梓、赤心报国，或认祖归宗、心有所依，或扬名立万、光耀门楣，无论出于何种目的，儒商文化都会在海内外华商、儒商中产生强烈的共鸣，引发起他们的故国情怀和道德归属感，从而产生在祖国大陆特别是孔孟之乡投资发展的愿望和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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