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份伟大的艺术成就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，却使也爱书法、写诗高产的乾隆帝质疑他身居要位恶而不务正业的忠诚度：纵有神笔美誉，纵有忧乐情怀，也替代不了他的政治作为。
他把大量的时间给了临创书法、写诗作文、游山玩水，既不像洪承畴那样为统一大业殚精竭虑，也不同于冯铨、金之俊为内政治理出谋划，完全是怠政不作为。
这些都受顺治帝礼遇或重用、为清朝一统天下建功立业的降臣，在一百多年后，都被乾隆帝嗤之以鼻，悉数打入“贰臣传”。乾隆帝认为曾祖父顺治帝之所以用他们，为“开创大一统之规模，自不得不加之录用”。他用近乎仇视的眼光，看待这些贰臣：“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，不能念其建有勋绩，谅于生前;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，原于既死。今为准情酌理，自应于国史内另立《贰臣传》一门，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，据实直书，使不能纤微隐饰，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……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，为万世臣子植纲常!”(《明季贰臣传序》)
乾隆帝这么做，有自己的政治目的。他不好明说顺治帝崇汉抑满的是非观，而以此作铺垫，在此后不久，即乾隆四十三年，为遭顺治帝削爵戮尸的多尔衮正式平反，恢复睿亲王封号，评价其“定国开基，成一统之业，厥功最著”。
多尔衮身后荣辱，百年巨变，那是皇家内部争斗此起彼伏的结果。而贴在王铎等身上的贰臣标签，却因历史的存在而不可能被揭去。哪怕他因气节自亏抑郁而卒，纵然他的诗书名气再大、影响再久、成就再高，也无法改变屈节降清的事实。
这是王铎那一类人的不幸和悲哀。
当然，历史也不会因为那些贰臣的标签甚至烙印，而淡化他们为明清之际的社会秩序重建所贡献的大大小小的力量。
王铎虽政治作为不大，但他留下的笔墨还是当时文化史的一大亮点，这是附庸风雅、标榜文治的乾隆无法比拟、不无嫉妒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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