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，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，它们分别被称为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。
《左传。昭公十二年》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说：“良史也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。”这“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”，《左传》历代注家都说是“古书名”，贾逵说：“三坟，三皇之书;五典，五帝之典;八索，八王之法;九丘，九州亡国之戒。”
郑玄说，“三坟五典”就是“三皇五帝之书”。楚灵王说这话的“昭公十二年”是公元前530年。可否由“能读”，推断“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”是前代的文字读物。
据说是孔子撰写的《尚书序》则称：“伏牺(羲)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《三坟》，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(尧)、虞(舜)之书，谓之《五典》，言常道也。至于夏、商、周之书，虽设教不伦，雅诰奥义，其归一揆，是故历代宝之，以为大训。八卦之说，谓之《八索》，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，谓之《九丘》;丘，聚也，言九州所有，土地所生，风气所宜，皆聚此书也。”
问题是，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“坟”、五帝时代的书称为“典”、伏羲时代的书称为“索”、帝禹时代的书称为“丘”?
《尚书序》的回答是“坟”有大的意思，“典”有常的意思，“索”有求的意思，“丘”有聚的意思。据说是孔子撰写的《尚书序》则称：“伏牺(羲)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《三坟》，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(尧)、虞(舜)之书，谓之《五典》，言常道也。至于夏、商、周之书，虽设教不伦，雅诰奥义，其归一揆，是故历代宝之，以为大训。八卦之说，谓之《八索》，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，谓之《九丘》;丘，聚也，言九州所有，土地所生，风气所宜，皆聚此书也。”
显然，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，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。
在相当一段时间里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《尚书序》的说法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，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。然而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(参阅笔者所著《符号之谜》一书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)，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《山海经》的考证，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《山海图》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(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，这项工作已完成，包括42平方米的《帝禹山河图》)，笔者开始意识到“坟”、 “典”、“索”、“丘”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