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门阀士族与西欧日本相比，一大中国特色就在于其“教育优势”。无论是在科举制度发明之前还是之后，中国门阀士族一向是非常重视族中子弟教育的。在印刷业普及之前，藏书大量集中垄断在在门阀士族的家中，寒门子弟根本无从机会接触。
为何消失在唐末?
在回答门阀士族为何消失在唐末五代这个问题之前，更有意义的设问是：门阀士族为何可以自东汉至唐末，兴盛七百余年?
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自东汉至唐末，虽屡经天下大乱，但祸不及门阀世家。每一代王朝建立时，每一任皇帝登基时，虽然对具体的家族也有亲疏远近，但门阀世家作为一个整体，始终被皇权视为合作对象，有那么二三十家门阀也始终屹立在政治潮头。
在曹魏代汉的过程中，所谓的汉臣基本都被和平演变，曹丕以汉献帝禅让的形式来取得政权，不仅没有搞政治清洗，还给给了自称秉持儒家价值观的世家大族们一个“下台阶”的机会。
曹操杀杨修事件则显示了曹魏政权对世家大族那种“又打又拉”的态度。曹操之所以杀杨修，自然多少有震慑弘农杨氏的意思，警告他们不要介入立储之争。但曹操更想表达的是自己“对人不对族”的意思，杨修是杨修，弘农杨氏是弘农杨氏。他杀杨修之后，便专门写了封信给杨修的父亲杨彪，还奉上礼单，“所奉虽薄，以表吾意”。不仅如此，曹操的夫人卞氏也大走夫人外交路线，写了信给杨彪的夫人，为曹操说情，还给了一份更丰厚的礼物。
曹操此举，自然是想修补与弘农杨氏的裂痕，给双方家族一个下台的机会。而以本文的主题而言，弘农杨氏也由此摆脱了因为杨修得罪曹操而全族遭诛的命运。
曹操“对人不对族”的政治理念此后被司马家族学了去。魏晋之际，司马家族一直试图通过将魏臣转化为晋臣的方式来完成“光荣革命”，如若不果，在整肃个人的同时，也尽量让个人与其家族切割，试图维持与世家大族的良好关系。司马昭在处置钟会“叛变”事件时，仅株连钟会直系子弟，保全了颖川钟氏家族;司马昭杀嵇康时，也赦免了其子嵇绍，后来还召嵇绍入朝为官。
南北朝时期，在南朝那边，政权更迭也基本上通过名义上的“禅让”来实现，世家大族不仅和平“易帜”即可，并且还在此种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奇货可居，成为新旧王朝各方势力争相交好的关键性力量;在北朝那边，战乱时没有南迁的世家大族也得以回归乡里，聚宗自卫，而自北魏前后，更是也为胡族政权所规模接纳，此种趋势随着拓跋汉化更是进一步加深。
然而，世家大族七百年间之所以屹立不倒的有利条件，到了唐末却全然消失。
唐末科举制度的“进化”固然是原因之一。孙国栋先生在《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》一文中说，“晚唐以后，空气稍变，主司渐有抑豪门、奖寒畯者”，甚至有公卿子弟却有实艺而主司反避嫌不敢取者;亦有父兄在贵位，子弟避嫌不敢应举者。
但最根本的原因，还是正如《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》一书中所谈论的那样，在唐末五代无穷的战乱中，世家大族被“肉体毁灭”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