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采访了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、书法家杨频。他说，目前出土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时期的，但是毛笔的使用肯定是很早之前就有了。1954年，在长沙市左家公山发掘的一座战国楚墓里，就出土了一只毛笔实物。考古人员最初发掘出了一根竹管，后来清理时才发现，竹管里面是一根保存完好的毛笔。这只毛笔的笔杆用竹制成，笔毛采用上等的兔毫，笔杆的一端劈开几道裂痕后，将笔夹在笔杆中。
“尽管没有发现商代使用毛笔的实物，但是商代及更早之前的文明阶段，的确已经使用毛笔了，只是当时掌握文字的人少，使用的范围相对较窄，主要集中在统治阶层，再加上年代久远保存困难，所以不容易有实物发现。”从目前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到，作为早期文明代表的彩陶，上面有些图案，就有毛笔使用的痕迹，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图案和线条，与树枝等坚硬物体画出来的图案和线条是有区别的。
杨频补充道，“册”、“典”等字，在甲骨中的象形文字，就是简牍的形状，“这说明，商代的政令、律法条文以及贵族之间的契约等，都可能是写在简牍上。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，在当时，写简牍或许比刻甲骨文更频繁。”这也与朱书玉戈所展示的信息是契合的。
杨频介绍，在殷墟发现的甲骨上，还有少数用朱砂写成但还未刻的文字。这也说明，有一些甲骨文是用毛笔先写再用青铜刀或者玉石刀刻上去的(刻刀在安阳都有出土实物)。“当然，用毛笔先写再刻只是部分情况，很多甲骨都是直接锲刻的，贞人经过练习，对字结构很熟练，一般都不需要先写。”
关于甲骨文是先书后刻还是直接刻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还存在过争论。
甲骨文研究专家董作宾(1895-1963)，是甲骨文“先书而刻”观点的代表人物。他曾在《殷墟文字乙编》序言里以一片甲骨为例，讲述了他的观点：这片甲骨正面左上角的文字是刻的，笔画细而劲，背面右上角的文字未经锲刻，笔画肥而柔。背面还有四段文字写完未刻，其中有“贞乎”二字，字体很粗。这都是先书后刻的一个实例。
另一位研究甲骨文的专家张秉权先生，也在考释一枚甲骨时发现，这枚甲骨上有些字的旁边，还可以看到这个字书写时的痕迹，即在锲刻这个字时，并未完全按照书写时的粗细来刻。
而坚持“不书而刻”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文字学家陈梦家(1911-1966)。他认为刻辞中有小如蝇头的字，不容易先书后刻。胡厚宣(1911-1995)的看法则综合了两派的观点。他认为，“小字不书而刻，大字先书后刻。”在他看来，卜辞中的大字，因需要刻多次，才能完成，故必先写而后刻。其中的小字，往往随刀一刻，即可成文。
甲骨文先书后刻的说法和实物，为商代使用毛笔提供了更多的证据，人们也期待更多实物的发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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